作者|黄忻渊 腾讯研究院研究员 

         王晓璐 腾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攀登者》《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三部影片作为国庆档献礼之作，以过硬的质量赢得良好的口碑。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表示：如果说《开国大典》《大决战》是献礼片的「1.0时代」，《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是「2.0时代」，那么《我和我的祖国》就是开创了献礼片的「3.0时代」。[1]

国庆「电影献礼方阵」在各大网络社交平台上引起广泛讨论，不仅在票房上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而且质量上得到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认可。据猫眼数据，截至2019年10月18日上午12点19分，《我和我的祖国》票房为27.2亿元，《中国机长》票房为25.67亿元，《攀登者》票房为10.23亿元。据腾讯指数大数据显示，9月20日至10月6日，与70周年「献礼季」电影相关信息全网信息传播总量约9660.4万条。[2]今年国庆档电影，塑造了国家形象，彰显了国际地位，传播了主流价值，采取类型化的叙事方式与观众对话，引发了高涨的爱国热情。爱国热情成为了观众电影消费的原动力，进而形成了持续性的观影狂潮。

讲述中国奇迹，捕捉历史瞬间：三部影片无一例外都聚焦了中国奇迹，捕捉历史瞬间。

《我和我的祖国》由七位导演精巧取材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经历的历史性经典瞬间——《前夜》（新中国开国大典）、《相遇》（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夺冠》（女排三连冠）《回归》（香港回归）、《北京你好》（北京奥运会开幕）、《白昼流星》（神舟十一号飞船成功着陆）、《护航》（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七个故事串联起军事、科技、外交、体育等不同领域，讲述了普通人与国家之间息息相关的动人故事。

《中国机长》根据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组成功处置民航飞行事故的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中国民航英雄机组」成员与119名乘客遭遇极端险情，在万米高空直面强风、低温、座舱释压的多重考验后安全着陆，体现了中国民航人的担当。

《攀登者》讲述了1960年中国登山队成功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完成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然而由于缺乏影像资料不被国际社会认可。于是1975年，登山队员方五洲、曲松林带领李国梁、杨光等年轻队员再次挑战珠峰。影片在展现珠峰惊险奇特的自然地貌和极端的气候环境时，展现了两代攀登者坚韧不拔的「攀登精神」和为国争光的英雄情怀。

主旋律成功之道之一：重大历史革命题材小切口，以平民化视角展现大时代

和《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等英雄史观不同，《我和我的祖国》采用了「以小见大」的平民化视角，诠释了历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引序中写到，现代的叙事伦理有两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3]

《我和我的祖国》虽是命题式的「献礼片」，但不拘于以国家领袖为主角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而是采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将「我」放置到七十年的历史长河中，使「我」和「祖国」在历史上相遇，产生情感连接，具有一种历史现场感。

《我和我的祖国》的《夺冠》中，小男孩冬冬面临着重要的选择：和即将去国外读书的好朋友小美见最后一面，或是帮助街坊邻居看到期待中国女排的夺冠时刻。导演徐峥将「我」和「祖国」的关系通过在小男生情窦初开产生的情愫与街坊四邻看女排比赛的「爱国情绪」的冲突对比中展现出来。《前夜》中负责开国大典电动升旗的工程师林治远、《相遇》中参与中国核事业隐姓埋名的科技工作者、《回归》中惠英红饰演的香港警察和任达华饰演的钟表匠、《护航》中「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护航的替补女飞行员吕潇然、《北京你好》中葛优饰演的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服务的出租车司机等日常生活的平民百姓，将小人物与大时代的相遇紧密结合起来，既展现了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也突出了大时代的大事件，将国家化的物理空间（北京、香港等）和人民心理空间（民族情感、民族性格）融为一体，诠释了个人际遇（浪花）与祖国兴衰（大海）紧密相伴的情感勾连，展现大时代下小人物与国家、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思想内核。

开国大典、原子弹爆炸、香港回归、九三阅兵都是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导演不仅将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历史背景或叙事元素，还将国家主权、军事发展、科技创新潜移默化的融入到日常生活，将历史化为电影中人物的自我体验，将「我」对国家的情感隐藏在每一个细节中，使「历史」客观的呈现在观众面前，把历史性与故事性、纪实性与戏剧性、历史观与人生观、历史事件与人物个性进行特殊化的处理。

这种叙述方式将一个「高高在上」的国家形象变成一个个日常化的实体，增加了个人对于历史的认同。《回归》中在阳台上看电视的钟表匠华哥就是当时每个坐在电视机前的中国人的写照，是个人与国家在历史中的相遇。个人的成长构成了国家的发展与壮大，是个人记忆集结为国家的历史。正如北京大学张慧瑜所说「不再是集体化的『我们』，而是情感充沛的『我』，『我』是赤子、是浪花，『我的祖国』是母亲、是大海。」[4]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海报

主旋律成功之道之二：「青年英雄」「群像英雄」对「中国梦」的集体表达

首先，和以上西方的英雄叙事不同，这三部影片的人物设置都采用了「青年英雄」的形象，如《夺冠》里的小男孩冬冬、《护航》里宋佳饰演的备飞飞行员吕潇然、《中国机长》里面的徐奕辰、梁栋等，展现了中国青年特有的形象风貌。当下电影观众普遍趋于年轻化，电影想要吸引年轻观众，不仅要保持开放的姿态，同时也要尊重年轻观众的审美趣味。《我和我的祖国》立足青年奋斗者的微观故事，如《相遇》中隐姓埋名的科技工作者高远，悄无声息的远离至亲至爱之人，将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都奉献给了新中国的核事业，用短小的故事和真实情感引发观众共鸣，描摹出青年眼中历史的与现在的中国，对引领当下社会青年树立艰苦奋斗的崇高理想具有现实意义。

其次，电影采用了「群像英雄」的模式。新中国70年的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奋斗者埋头苦干、默默奉献创造出来的，可以说，每个人都是时代的「英雄」。不像《战狼》系列中的孤胆英雄「冷锋」，《攀登者》对于英雄群体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绘——奋勇向前的登顶队员、认真考察纪录的气象团队、耐心负责的医疗团队以及总在第一线的后勤保障队，塑造了登顶，地质、气象、勘测、医疗等多种的平民英雄，正是因为团队成员的精诚团结与集体协作，为登山队员做好了多方位的准备，登山队员才得以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影片当中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是创造历史奇迹的英雄，这些人物体现出了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爱国主义。

《中国机长》通过塑造英雄的机组人员表达了中国崛起的时代隐喻，也成为了中国梦的集体表达。《中国机长》中张涵予饰演的刘长健机长，面对副驾驶徐奕辰由于右风挡玻璃爆裂瞬间被吸出窗外的危机情况，他反应敏捷，快速应对紧急情况，克服困难，挑战极限，与机务人员团队紧密配合，展现了临危不惧、镇定自若的职业精神和英雄气质。中国机长们战胜自我，最终带领所有乘客安全抵达，无一人死亡。尽管机长的「英雄形象」是经过艺术加工出来的，但其作为「中国飞行员」符号的传播效果却深入人心。地面团队的整体协作救援给观众营造了——「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的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

电影《中国机长》剧照 来源：豆瓣

再次，影片中的英雄形象摆脱了「高大全」的脸谱化形象，不是对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的简单模仿，而是在个人情怀、英雄主义、职业精神和民族精神融合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是一个有血有肉、多维立体的普普通通的平民英雄。《中国机长》把英雄人物还原到普通人的层面上进行表现，表现了机长的日常生活状态，这不仅更接近了观众们的平民意识，将一种朴素的人文关怀注入到电影中，带给观众更多的思考。

中华民族拥有博大精深的文明历史，中国的英雄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让中国式的英雄形象既有新闻媒体的客观真实报道，又有电影等媒介文化的艺术加工，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核心竞争力和竞争优势。

主旋律成功之道之三：挖掘中国奇迹，将真实历史事件艺术转化

艺术作品中存在着三个「历史」。第一，是历史事实, 是历史曾经发生的客观事件;第二，是历史真实，是现代人对历史的认知和判断, 这种「真实」会因人而异，人们对相同的历史档案材料会产生有所差别的主体认知；第三，是艺术真实，是艺术家从生活真实中提炼、加工、概括和创造出来的。正如卡西尔所言, 「历史的事实属于过去」, 「一切历史的事实, 不论看上去多么简单, 都只有通过事先分析符号才能被规定和理解」[5]，《作为叙事的人类传播》一书认为，受众遵照「理性的行为基础」原则，人们更倾向于接受真实的故事和逼真的事件。沃尔特·费希尔认为人类是会讲故事的动物，个体用叙事理性的统一标准来判断听到的故事，叙事的一致性和叙事逼真度是检验故事是否真实和人情味的工具。叙事一致性就是我们是否愿意相信故事中的人物在用真实可信的方式行动，我们倾向于相信人物思想、行动、动机保持一致性的故事。

《中国机长》以「纪录片式」的方式将川航3U8633紧急迫降事件原原本本的呈现出来，还原生活世界的种种细节。影片中展现出的飞机起飞、爬升、巡航和下降阶段，气温骤降、仪器失灵、与地面失联、噪音巨大等极端险境，机务人员在遇到紧急事件时的冷静和克制，乘客的紧张与人情世故所构成的「故事世界」与观众的生活世界场景相匹配，与观众所经历的真实生活具有一致性，让观众可以在真实生活中产生共鸣。影片虽然加入了类型化创作的规律和手段，但并没有破坏人们对真实事件的认知。影片多方面、多角度的展现了机组人员飞行前的准备、飞机遇到事故以后地面操控室的迅速应对，强化了观众对于事件的感受。演员李沁在拍摄完《中国机长》对空乘人员这一职业有了全新的认识，在拍摄之前，李沁曾向角色的原型——五号位乘务员进行学习，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

《攀登者》以真实历史事件为原型进行改编，完整的演绎攀登珠峰的过程，精准的把握角色的形象及形态。登山队员临危受命，以强大的使命感和孤注一掷的勇气向珠峰发起挑战，展现了那个年代登山队员的爱国热情和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引发了观众的强烈爱国情怀。

主旋律影片需要依靠现实主义题材和真实事件改编来打动观众，乌托邦式的想象很难引发观众的真情实感。

主旋律成功之道之四：用「主旋律+类型化」的创作模式传递主流价值观

滕进贤曾说：「那种认为只有正面描写改革生活，为改革家立的电影作品才是主旋律，无异于画地为牢，禁锢了主旋律创作的思维天地，不利于主旋律创作的发展。」当下，主旋律电影正日趋深化，题材日趋丰富，风格日趋多样。不仅有《开国大典》《大决战》等重大历史革命题材，也有《孙中山》《陈毅市长》等英雄模范题材。

《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这三部影片采用「主旋律+类型化」的创作模式，通过使用商业类型电影的叙事模式，传递主旋律的价值取向。「主旋律电影」和「类型电影」相互融合，出现了「类型电影主旋律化」和「主旋律的类型化」。「类型电影主旋律化」是指类型电影通过弘扬爱国主义、英勇无畏的精神，最大限度地引发情感共鸣，如《集结号》《风声》等。「主旋律的类型化」则是将以往刻板空洞的说教套路、高高在上的宏大叙事、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模式，融入类型片的叙事法则和元素，改变以往重主题、轻主角，重体现、轻展现，重论述、轻叙述的叙事方式，采用工业化的流程打造出全方位精益求精的影片，拉近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将观众重新吸引进影院，从而在市场上能有所作为。

《攀登者》整个影片节奏紧凑、跌宕起伏，摒弃宏大叙事而转向类型叙事，将主旋律和类型电影的叙事结构、叙事技巧相结合，以艺术化的方式从戏剧冲突、场景设置和人物心理挖掘等方面呈现出登山过程中的故事性与戏剧性。第二次攀登珠峰时，方五洲带领年轻队员遭遇大风暴，十几位队员将自己和梯子捆绑在一起挂在一块山石上，这个情节将现实与冒险完美结合，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视听效果。《攀登者》成功开拓了这类电影的新面貌与新高度，填补了国产电影类型的空白。同时，影片很好地处理了影像视听奇观和戏剧冲突的关系，娴熟地运用电影修辞，制造逼真的大场面，把国家的、集体的行为置换成了个人在灾难面前的行为和历险，从人物模式和情节模式上更具类型性，情节内在的逻辑性复杂而且严密，既引人入胜又具有说服力。

主旋律电影和类型片的融合并不冲突，以弘扬主旋律价值观和民族情怀为立足点，坚持价值导向的正确性，针对性地融入类型电影的叙事模式，在创作上注重以小见大，改变主旋律电影在人们心中曲高和寡、可看性和灌输价值观等传统印象，打造出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主旋律电影。

主旋律成功之道之五：与观众对话互动，引发情感共鸣

19世纪中叶, 德国哲学家Robert Vischer曾将「共情」一词解释为:「人们主动将自己内心感受投射到所见的事物上的现象。」人本主义创始人罗杰斯认为：「自己对当事人世界的共情理解, 就像当事人从内部看到他的世界一样。」人的情感丰富多样，生活中存在着喜怒哀乐等多种情感。电影的功能之一就是引发观众的审美情感。

有些主旋律影视作品采用宏大叙事模式，但在表现手法等方面割裂与观众的联系，无法引起观众情感上的共鸣。《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这三部影片做到了与观众建立联系、对话，进而激发观众的共鸣。《我和我的祖国》总制片人黄建新曾表示：「影片每一个单元都是历史瞬间中的高点，所以没法做到情节上相互衔接。人物也是各行各业，互相没有关联。唯一能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气质，这是由7个故事单元里所包含最深刻的本质所决定的。」[6]这个气质就是电影通过具有真实性的故事在家国的情感上打动观众，赢得观众的信任。《我和我的祖国》将「历史」「现在」「未来」彼此融合在一起，在一部影片的不同片段中同时呈现，使观众既能看到中华民族历史的神话，也能看到「现在」社会所面临的矛盾、冲突与发展，也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和期待。在叙述个人的故事中融入了家国情感和民族情怀，以平民化的叙述视角展现人物的人格精神和亲情伦理，使整个故事情节更合理，情感铺垫更到位，成功激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黄建新认为，「这个戏现在大家这么喜欢的原因，就是特别感性，情感很浓烈，不讲空头大道理。」[7]

「凡是表现和再现了真实人性的艺术作品都会在第一时间引起我们强烈的情感共鸣。」[8]《我和我的祖国》用朴实的风格和平平淡淡的节奏表现了普通百姓日常的人生，日常的体验，日常的欢乐和痛苦。从这些影片的更加平民化和更加写实化的探索中，观众感受到了对现实人生的关怀，对个体命运的关注，更容易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宣传海报

「家国情怀」是作为个体的家和集体的国相互交织而产生的一种特殊情感，是最容易被激发的一种共情和共鸣。孟子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离娄上》) ，可见中国的「家」「国」关系，体现在「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9]。「家国情怀」在影片中表现为对家庭与国族的高度认同，以及试图在小家与大国间建立紧密纽带的共同渴望。传统文化为家国情怀的萌发奠定了基础，家国情怀是民族心理的现实体现。

《我和我的祖国》与《攀登者》将家国情怀置于影片中，从个人的视角表达了我与组织、国家的深厚情谊。《中国机长》中3U8633被祖国牵挂，被人民担忧，将家国情怀与中国人最熟悉的亲情、友情等传统伦理规范相结合，突出了历史和现实中的民族景观和文化心理空间，通过普通鲜活的个体的感人之处赢得观众最大程度的共鸣。

主旋律成功之道之六：天时+地利+人和，用好传播节点

《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孙膑兵法·月战》：「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天时是机遇，地利是环境，「人和」是成功的关键因素。《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的成功在于抓住「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是三部影片上映时间为十一国庆档，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举国欢庆，抓住了良好的传播时机。彼得·德鲁克曾说：「时间是一种限制因素……同时也是一种重要资源。」在影视传播中，要尽可能地突破时间限制、延长「时间偏向」，降低传播的时间成本，延长传播的时间效果。从影视的传播规律来看, 主旋律电影符合了「及时性」和「时下性」的特点, 符合了当下人们的心理状态，及时传递和折射当下的社会文化现象, 很好地抓住了时间机遇, 达到了预期的传播效果。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与艺恩联合发布的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2019年的国庆档以88.6评分位居历年国庆档观众满意度第一，位居历年春节档/暑期档/国庆档三大档期观众满意度的绝对第一[10]。

「地利」是当下影视行业大环境向好，中国电影的屏幕数量增加，观影人数增加，观众的审美能力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八」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电影票房收入609.8亿元，比2012年增长1.9倍，2013-2018年年均增长19.6%；电影院线拥有银幕60079块，比2012年增长3.6倍，2013-2018年年均增长28.9%，银幕总数跃居世界第一」[11]。中国观众的审美能力在不断提高，观众不再满足于影像语言的视听盛宴，也关注其中蕴含的思想内容。据猫眼数据，国庆档10月1号至10月3号，《我和我的祖国》上座率分别为55.7%、47%、40%，《中国机长》为50.7%、51.9%、45.7%，《攀登者》为31.1%、33.6%、34.7%。

《我和我的祖国》9月30日首映统计 来源：《我和我的祖国》官方微博

「人和」是三部影片具有强有力的制作团队。《我和我的祖国》集结了七位华语导演——陈凯歌、张一白、管虎、薛晓路、徐峥、宁浩、文牧野，并且集聚黄渤、欧豪、张译、吴京、杜江、朱一龙、惠英红、葛优、任达华、宋佳、刘昊然等有口皆碑的实力派演员出演。《攀登者》是由李仁港执导，阿来编剧，徐克监制，吴京、章子怡、张译、井柏然、胡歌等一线明星主演。阿来在早年曾采访过第一代珠峰攀登者，如1960年四人组王富洲、屈银华、贡布、刘连满以及1975年登顶的女登山家潘多在内的重要人物。

除此之外，三部影片的特效制作精良，据了解《中国机长》的特效制作团队是曾经做过《美国队长》等好莱坞大片的特效制作，制作方打造了同比例的客机模拟机，高度还原机舱内的情景。张涵予、欧豪和杜江从理论到实操学习飞行技术，袁泉、张天爱、李沁等机组人员在客舱模拟舱内接受空中乘务员客舱服务、安全保障和应急处置等多项空乘服务训练。可以看出，三部影片的导演团队、演员团队和特效团队，都是国内的顶尖水平。

中国主旋律电影既要弘扬主流文化价值观又要以本国的传统文化作为基点，具有开放性的国际视野，将类型化作为一种探索，从历史真实中发掘中国奇迹，并将之转化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影视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