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8点，楼仲平带着小苏来到设计工作室。说是工作室，连设计师在内，其实只有一个半人—楼仲平算半个，他是义乌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的老板，人称“吸管大王”。最近几个星期来，他每天晚上都到这里和设计师一起工作。楼不懂设计，但是懂吸管，所以他提创意，设计师操作。 

　　因为有小苏在场，楼仲平当晚的工作变成了“意见征集会”。 

　　“这个怎么样？颜色可以吗？” 

　　小苏是美国密歇根州州立大学的学生，几个月前他给楼仲平发了一封邮件，希望可以拜访他。楼仲平很欣赏他爱折腾的劲头，小苏说想要看看一个老板日常的工作状态，楼仲平就把他带到了这里。 

　　工作室就是设计师的家，一间屋子里面对面摆着两个工作台，除了电脑和花花绿绿的吸管，最醒目的是那几本装潢精美的《日本优秀包装目录》。几年前，楼仲平从海关拉回一批没人要的日本吸管，谁知道那批货却卖得格外好。他发现那批货的包装简单清新，很精美，就保留了下来。后来，楼仲平发现，只要用那种包装的吸管，都卖得很好。 

　　“你不觉得我们现在设计的是这个包装的延伸吗？” 

　　小苏恍然大悟，点点头。 

　　楼仲平突然把自己的电脑推向设计师：“你看，我们的包装后面，是不是也应该有这种‘提示’之类的一段文字？” 

　　设计师还在迟疑的时候，他又补充道：“中日文都要有。” 

　　一个女人的哭闹 

　　在中国，即使是对浙江的义乌所知甚少的人，也会在提到这个城市时自动联想到小商品。这种联想，如同说起山西就想到煤炭，说起晋江就想到运动鞋一样理所当然。 

　　是卓越的模仿能力和低价格让义乌小商品走遍世界。据说一个精明的义乌商人只需要看一眼，就能把那些有趣商品的各种细节牢牢的记在脑子里，然后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就能组织生产出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价格却只需要原商品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 

　　在义乌最大、也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城里，能找到几分钱的女士发卡、几毛钱的钥匙扣、袜子，几块钱的皮鞋。有的铺子门口摆着秤，用来按重量卖丝巾、皮带或者梳子。义乌人从这些不起眼的商品里获利，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更理解“规模效应”的原理。 

　　没有人能准确说明义乌市场形成的时间。只有一个女人的哭闹在义乌市场的历史里被记录的格外清楚。 

　　1982年，在义乌县前街摆摊的小商贩冯爱倩被没收了做生意的小提篮，情急之下，她冲进当时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的办公室里大哭大闹，整个下午，冯爱倩向县委书记反复强调着一件事：我活不下去了，我要做买卖。 

　　据说闹到最后，书记推开已经满是烟头的烟灰缸，对她说：别哭了，生意先做着吧。 

　　就这样，在全国还充斥着“打击投机倒把”的论调时，义乌市场的闸口被打开了。 

　　义乌人看重这块自己争取来的市场，就像看重自己的家园。尽管义乌自古都是土地单薄的贫瘠之地，但很少有义乌商人在外地置房安家。在最贫困的日子里，他们也只是像候鸟一样去全国各地做买卖，最终还会回到义乌。 

　　现在，义乌市有超过150万的外来人口，是当地户籍人口的两倍多，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加，义乌市为此专门成了一个部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局”。对义乌的工厂来说，它们的竞争不是来自当地，而是来自整个中国制造业。在过去两年里，一些加工制造业将工厂搬迁到中国更有成本优势的中西部地区，原来在中国设厂的世界企业，也开始转而选择越南等人工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 

　　但是，义乌的工厂却绝对不可能离开—市场是义乌企业的生命线。义乌有至少2.6万家中小企业，几乎所有的企业都遵循了“先市场后工厂”的模式。客户在当地，原料在当地，物流也在当地，义乌的工厂比其他地方更依赖当地市场。走出义乌，企业就失去了自己的竞争力。 

　　义乌号称没有买不到的东西，几乎每一条大街小巷都是一个不同规模的市场。这条街上的店铺里堆满了如山高的各种纸张，相邻的一条街上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染料，而两站地之外的另一条街上又是各种线的专卖店。 

　　这里永远也不缺少惊奇：大到机器，小到扣子，无所不包，一家工厂不需要离开义乌就可以购齐所有原料和配件。 

　　弯路 

　　20年前，楼仲平和义乌大多数生意人一样，起家时得益并依托于义乌市独特的商贸环境。他先是摆摊儿卖吸管，接着买来一台二手机器组建了家庭工厂，晚上生产，白天销售。这家小工厂后来一点点扩大规模成为了一个年产值过亿的企业。 

　　楼仲平和双童吸管走过的路，与现在义乌当地活跃的大部分民营企业几乎一模一样：他们幸运地抓住了中国改革开放赋予民企的第一次机会，并且在这之后，凭借吃苦耐劳和自己的智慧，在中国制造业的黄金时代留下了纪录。 

　　只有一处，楼仲平的路径和大部分义乌商人有点不一样。1995年，在一个打字复印社，楼仲平第一次见到了电脑。这个好像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奇机器吸引了他，他立刻花了1.3万元买了一台当时最先进的486电脑。利用互联网，他见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世界，并在义乌企业由内贸转向外贸的路上抢先了一步—在外国人还不知道义乌的时候，他就利用电脑联系上了国外客户。 

　　正是对互联网近乎迷信的热爱，让楼仲平卷入了中国的电子商务热潮。 

　　2009年，他做了一个叫淘金网的日用百货平台，从名称上看，他很希望这个平台能够和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淘宝网”一样运气好。但现实是，在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和精力后，楼仲平发现电子商务并非高效率、高科技的生意，而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想做一个和淘宝一样赚钱的平台太难了。虽然他仍然看好这个行业的未来，但是作为一个精明的二次创业者，他计算了一下自己的投入产出后很快就决定抽身离开。 

　　2011年6月，楼仲平开始逐渐退出了淘金网的管理，他把剩余的120万元货物折价一半让给其他的股东，自己只留下一点股份。原来安置在双童办公楼上的淘金网办公室，也随着其他股东搬到了广东江门。 

　　“但是我也不是一无所获，做‘淘金’那两年，我接触了更多的年轻人、思想活跃的人，而且理解了电子商务对双童吸管的影响。所以虽然淘金网亏了五六百万，我觉得亏就亏了，做企业失败这个东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陷进去，这个过程耗费了我很大的精力，在情感上的投入也很大。” 

　　做淘金网的两年里，楼仲平一直处于痴迷的状态。有一次，他腰疼病犯了，疼得每天只能平躺着，但是为了参加一个淘宝大学的封闭式培训，他还是忍着腰痛跑到了杭州，一直坚持到两个礼拜后培训结束才回义乌。 

　　2013年1月底的一天，在义乌市一个主色调是银灰色的餐厅里，楼仲平回忆往事时，仍然对电子商务怀有眷恋。他自己仍旧迷恋网购：在刚刚过去的光棍节网购狂欢中，他为自己的新家下了17万的订单，买了诸如德国双立人厨具等一系列物品，用真金白银支持了他看好的这个行业。 

　　在做双童吸管以前，楼仲平做过很多生意。小时候吃不饱饭，他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想尽一切办法赚钱，收农药瓶、倒卖南方走私品、养水产？?林林总总不下几十种行业。开始做吸管的时候，他曾暗下决心，这辈子绝对不再换行业了。 

　　在淘金网之前，楼仲平一直坚持着最初的承诺。他既没有跨行业多元化，也没有以钱生钱、去做更高级的金融产业。在土地价格上涨，很多像他一样规模的企业转成房地产公司的时候，他也抵挡住了房地产的暴利诱惑—直到淘金网为止。但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在痴迷电子商务的两年里，楼仲平全心投入，把双童吸管完全放权给几个下属。两年后，当他重新把精力转回双童，他发现日常管理、生产和技术已经被几个元老垄断，他们形成的权威难以撼动，而他想推动企业变革的想法则无法顺利贯彻下去。 

　　对抗 

　　2011年春天，楼仲平任命了26岁的李二桥做副厂长。新厂长踌躇满志，那年5月，他从一个培训课堂回到工厂后，决定做一些“有动静”的事，他的想法得到了楼仲平的支持。 

　　李二桥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他取消所有对工人的罚款规定，代以对优秀表现给予鼓励和表扬；他强调了技术人员的工作职能，要求他们全力配合车间的生产；他还让员工对管理人员打分……凡此种种，与工厂以往的老式管理方式背道而驰。他立刻成为了那些把他一手提拔上去、年纪长他好几十岁的老上级的敌人。 

　　老人们冲到楼仲平的办公室，诉说新厂长给工厂带来的震动。但是楼仲平站在年轻厂长一边，说所有的决定都由自己亲自授权，并劝他们配合新厂长的政策。他的支持使李二桥受到了更猛烈的排挤，在他倡导召开的月度表彰大会上，老厂长和技术部的一把手拒绝参加。一些半公开的场合，老人们对新政策冷嘲热讽，并且尽量保证这些话能够被李二桥听到。 

　　2011年，李二桥和对立者的僵持暂时以前者表面上的败落结束。虽然事实证明，李的新政策在提高工人积极性上卓有成效，但是对立一方的阻扰，却越演越烈最终发展成针锋相对，双方常常在会上吵起来。 

　　楼仲平居中做了调停，他劝李二桥暂时忍让。在年轻的副厂长被楼仲平调回办公室做了自己的助理之后，那些看起来无法调和的矛盾立刻消失了。消失之快、之彻底，令人怀疑双方之前根本不曾发生过激烈的冲突。 

　　现在轮到楼仲平自己出场了。2012年初，从淘金网抽身的楼仲平宣布，他将在两到三年内完成对双童吸管的管理层重组。他相信有两三年的时间来过渡，对旧团队和新团队都是一件好事。 

　　但是消息引来了老管理层更加激烈的对抗，一些人在公开场合揶揄、恐吓楼仲平：没有我们，双童什么都不是，可能连3年都撑不下去。另一些人则暗自怠工。有一次，当楼仲平要求两个技术人员改进设备，把某种吸管的产量提高到每月200万、并许诺以丰厚奖励的时候，两个人百般推脱，直到楼同意把目标降到了180万为止。 

　　和李二桥的根基不稳截然不同，对抗坚定了楼仲平快速完成团队重组的决心。7月，他找到厂长—一个跟随了自己将近20年、如今已经57岁的老国营厂员工—告诉他自己对他的决定，“离开厂长的位置，但是可以以顾问的身份继续留在双童，工资会比原来年薪40万降一些，不过仍然可以保证每年有20万。” 

　　楼仲平尽量说得婉转柔和，但是老厂长仍然立刻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明确表示了不满，然后不停地休病假。另一个被调岗的技术部副总，也开始公开消极怠工。外人听到他说：我肯定不会像以前一样努力了。 

　　整个夏天，楼仲平坐立不安，有时候需要依靠药物才能入睡。2005年，因为撤换一个车间主任，楼仲平曾经遇到过一次罢工。上班的铃声响过后，车间里空无一人，整整3天，全厂几百个工人没有一个来上班。他对此心有余悸。 

　　这场变故没有楼仲平想的那么严重。在旧管理层以怠工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新团队很快接收权力并且站稳了脚跟。新管理层的效果逐渐显现：刚进入2012年8月份，双童就结束了前7个月的负增长，利润和生产效率都逐月提高。 

　　完成新团队重组后，楼仲平经常提醒他的助理李二桥：“你们不要觉得我对你们好。老团队的今天也有可能就是你们的明天—如果你们明天或者若干年之后，像今天的他们一样，我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对你们。” 

　　打工者的家 

　　李二桥来自安徽省的一个村庄，16岁时跟着哥哥来到义乌打工。他踏实认真又聪明好学，在双童很受楼仲平的器重。 

　　年轻的李二桥已经结婚生子，一家3口住在工厂为管理人员准备的独立套间里。他3岁的女儿生在义乌，长在义乌。但是对李二桥来说，义乌只是半个家，每到春节，不管多么麻烦，他仍然会带着妻女，跟哥哥一家回老家安徽过年。 

　　李二桥的家乡安徽是中国外出务工人员的主要输出地。每年春节一过，候鸟一样的打工者会从家乡回到打工的城市，开始另一种生活。大部分工厂招工，都喜欢招那些由老员工介绍的同乡。所以往往到最后，同一个工厂里，聚 集的是同一个村庄的人。工人们觉得这样有安全感，老板们比工人更喜欢这种方式，因为有熟悉的人和环境，工人才不会轻易辞职。 

　　但是，像李二桥一样在工厂得到重用、命运能够发生改变的人并不多。制造业工厂里的大多数工作都重复又枯燥，一个一两百人的工厂车间里，通常只需要两三个管理人员。很多时候，是机器在管理工人—只要机器不停转动，工人就需要不停工作。 

　　在双童吸管的车间里，一个工人负责把塑料颗粒倒进一个漏斗状的吞料池，另一个工人则等待在机器的另一头，把挤压出来的吸管称重、数数、然后码放整齐包装起来。他们手脚麻利，拨弄吸管的手指上下飞舞，简直像是一种杂技，让人眼花缭乱。 

　　做这样重复性工作的人很难找到持续乐趣。大部分工人只是在一家工厂打工，然后换到另外一家工资更高的工厂做同样或者类似的工作。等到挣了些钱，结婚生子或者年纪更大一点，他们就回家乡生活。然而，即便回去生活，他们也很少会重新选择种地。在距离双童不到10公里的另一个工厂里，一位姓陈的工人，已经决定要在儿子上初中后回老家，他准备用攒下的钱在家乡开一个超市或者做点别的小买卖。他指着远处路边一栋簇新的大楼说，“我儿子暂时在那儿上小学。还不错吧？” 

　　小学在义乌城南一个工业区附近，是跟随工业区建设才刚刚完成的配套工程，主要的功能就是让工业区里带着孩子出来打工的工人没有后顾之忧。但这种措施只对李二桥和比他年纪更长的这一代人有用，年轻一代的工人已经很难被雇主用纯粹的物质条件留住了。 

　　每年春节，义乌的大部分工厂都会比法定假期提早几天放假。但是，在姓陈的工人上班的工厂里，年轻的工人们对“春节前一个月上班有额外奖金”的诱惑没有多少响应。2月18日，距离春节还有20多天，一个四人住的女生宿舍里已经有两个人提前请假回家了。 

　　“不是票不好买，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工厂都会包车把工人们送回当地过年，过完年还会再包车接他们回来。但是没用，这些孩子们就是要提前走。”姓陈的工人说。他也会回家过年，不过他决定要等工厂正式放假才离开。 

　　工资不是最重要的 

　　最近两年，每个春节之后，在义乌和中国其他制造业集中的城市都会出现“抢人”盛况。双童吸管一个亲临招工现场的人向我描述了那种紧张的气氛：“如果有人在招工通告前多站一会儿，工厂就会立刻迎上去递出报名表。以前还会让工人回去等通知，现在只要有一点意向，现场会有包车直接把这些工人拉回工厂。” 

　　2012年底，我曾到一个做毛线生意的义乌女老板家里做客，在场的还有另外的几个义乌老板。当他们说到工人时，女老板们的声音立刻高亢起来。 

　　“已经管不了了，不敢管，稍微管一下就要辞职走掉的。招进来的时候说得好好的，有保底工资，旺季的时候要加班。但是到了旺季，就是要辞职，你能不让走吗？有《劳动法》啊，他会去告你的。”一个敷了面膜的女老板一边抱怨，一边小心翼翼地抹平了嘴角的面膜泥浆。 

　　2013年1月，在一个工厂车间里，我看到年轻的女工们，把手机当成音乐播放器，边听边检查货品；一个穿着紫色裤子，蓝色运动服的男孩子，带着耳机直接走进老板的办公室告状：他的上级对他不公平。一份当地的媒体报道说：年轻的工人们有各种奇特要求，比如要求工厂附近至少有一个娱乐场所。 

　　2005年搬去新厂房的时候，楼仲平亲自设计了这个集办公和住宿于一体的大楼，他为员工宿舍安装了独立的卫生间和洗澡设施，甚至还专门进口了一套直饮水系统以保证每个房间能随时喝到干净的水。这些设计花费不菲，但每到春节过后的招工季，双童的员工宿舍就成了吸引工人的一大优势，而且这种吸引力一直保持到了现在。 

　　这一优势在2012年前后多少被抵消了，在新旧团队交替前，双童一共招聘了1700多名工人，但是工厂常规在岗人数只有300多人—相当于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车间里的工人被换了有5遍还多。 

　　“为什么刚招进来的人就要出去？人家适应不了那种粗暴、简单、刚性的管理方式。老的管理层在管理上非常粗暴，完全以压(迫)代疏(导)。他们还是用原来那种方式，靠严厉的惩罚管员工，刚性有余，柔性不足。而现在的员工在这方面是越来越不在乎了，你越压迫越不行。” 

　　2012年上半年，楼仲平每天都在想办法留人和招人。这种局面在新团队接手生产之后终于结束了，进入9月，双童的员工流失率开始降低，从原来每个月几百人进出，到每个月只有零星几个人进出。 

　　从2010年到2012年，义乌一个工人的平均工资从2000多元涨到4000左右。但是楼仲平认为涨工资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他让李二桥修改新的考核方案，在这个方案里，工资已经不再是主要调节指标。 

　　只有我能做日本市场 

　　在双童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关键的转折时刻。一次是1995年，利用电脑，双童吸管抢先一步转型成外贸企业。另一次是2003年，楼仲平提出小客户原则，开始降低外贸比例。 

　　这个时期，和当时大多数企业一样，双童虽然美国订单不断，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却利润单薄。一些企业受不了，就干脆关掉工厂，把厂房租出去赚房租。楼仲平不想这么做，不过他也只是在咬牙坚持，每天都很痛苦。 

　　最后，他决定放弃只能维持单薄利润的美国大客户，转向利润更高的日本市场。日本市场对卫生的要求达到了苛刻的标准，楼仲平在这条路上吃尽苦头。一旦一批货中有一根吸管被客人投诉，整批产品就会被全部退回去全检(指每一个产品都要检查，有别于抽检)。从中国把货柜运到日本有补贴，但是从日本把货柜拉回中国贵得离谱。把大批吸管拉回国内全检，花费往往比吸管本身的价值还要高。刚刚做日本单那几年，楼仲平不停地重复遭遇这种事：把几十个货柜的吸管在日本当地销毁，再付给日本人垃圾处理费。 

　　楼仲平一直不喜欢“吸管大王”的称呼，他觉得这个称呼弥漫着一种粗笨和野蛮的垄断者气息。他一直尽力抹掉人们对他和双童吸管的这种认识，这种努力包括把办公楼大厅里“全球最大吸管企业”的题词，换成“全球吸管行业第一品牌”。虽然“最大”和“第一”在一般人看来差别不大，但是在楼仲平心里，这个细节的改变意义非凡，这代表他从很早之前就坚定的决心：要把工厂从简单原始、唯规模是重的层次，引到更精细化和更具有竞争力的道路上去。 

　　楼仲平的办公桌上放着还没有来得及挂起来的新办公室名牌—“产品研发室”。2011年坐在楼仲平的办公桌旁帮他维护微博的小姑娘，被调到了这个部门，她的工作是专门收集世界各地的吸管信息。从2012年开始，双童吸管每年将拿出利润的25%用于创新产品奖励基金。 

　　楼仲平的朋友感叹说：他真的是入错了行啊，一根小吸管能做出多少花样？你看他各种变化，各种折腾，真让人想不到。这要是换一个别的行业，他完全可能有更大更多的成就。 

　　最近这几年，双童吸管在设备和人员没有增加、产量也没有太多提高的情况下，利润却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这跟楼仲平爱不停琢磨和喜欢“各种折腾”有关。即使新老团队冲突、员工流失等情况层出不穷的2011年，双童的利润仍然比前一年增长了10%。一般人可能根本想象不到，一根小小吸管，其实一年可以创造出2000多万的利润。 

　　“为什么我们可以生产高利润和高质量的吸管，因为我们有品质意识。这不是靠制度约束出来的，是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一个有吐痰恶习的人，在高级酒店就会有所收敛。先是不好意思，最后就变成了习惯。双童比别人多的就是一直在创造这种高品质的环境。真正好的企业一定都是这么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