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29日，“大时代▪大变迁▪大研究--2015互联网经济研究者大会”在北京举行。此次研究者大会除了展现阿里巴巴集团与诸多专家学者及第三方机构合作产出的互联网研究成果外，还宣布启动阿里巴巴青年学者支持计划——“活水计划”第五期，帮助广大青年学者围绕互联网经济相关课题展开深入系统研究。大会涉及的主要研究领域有：消费、跨境电商、涉农电商、大数据、信息经济、微金融、就业和开放研究等。以下是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茅明睿在会上的发言——

非常感谢阿里研究院给我这次机会让我站在这里，刚才有位朋友在下面问我说你是搞城市规划的，怎么来这里了。我自己也有一点恍惚，怎么就跟着涂子沛老师到这个台上来了。所以我今天也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我故事叫做当规划师遇上阿里，这里有我跟阿里研究院的一些合作，也有我自己的一些思考。

要说为什么我们要“勾搭”阿里，需要先讲一下城市规划。城市规划是每位市委书记、市长开展政府治理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政府每隔几年会做城市的总体规划，往下做详细规划，还要做水电气热文教体卫各行各业的专项规划，所以政府经常把我们从事规划行业的推到前面，说你们是龙头。但是我们心里很清楚，我们只是水龙头，我们是什么水龙头？

在过去十多年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是政府从事土地财政卖地的水龙头，我们很难真正地为政府做决策，决策都在市长市委书记的脑子里面。规划师经常说要跟权力讲述真理，但是我们既没有这样的权力，我们也不真掌握真理。

城镇化的发展给城市带来了新的面貌，也引发了诸多的城市病。比如说交通拥堵、雾霾、房价的激增，还有千城一面。千城一面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千人一面。因为我们并不是真正地了解我们的市民。这里我得讲一下城市规划的维度，城市规划需要物的维度也需要人的维度，经过过去十多年的数字城市的建设，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关于城市空间的数据，比如说城市的每一块地的区位、性质、景观、地质条件、权属……这些我们都比较清楚。

但是对于人，刚才涂老师提到了美国的人口普查，在座有很多研究者，你们自己讲讲中国的人口普查数据好用不好用？我们公开的人口数据只有几个很粗略的属性，很少的维度，普查的时间跨度却很大，所以我们不了解市民。

我们自嘲我们的城市规划是“目中无人”的城市规划，我们的规划是建立在物的维度上的，我们不了解市民的需求，不了解市民的构成，在一个城市里我们用同样的千人指标去配置公共设施……互联网的精准营销与我们相反，他们关注客户的需求，了解客户的属性，而规划提供公共产品时却做不到。这就是城市所面临的问题，怎么去解决，靠统计局解决不了。

我们认为BAT巨头们才真正的了解我们的市民，有数据就是任性。由于基本处于垄断地位，而且覆盖度越来越高，阿里、百度、腾讯等互联网公司掌握着我们大量市民的个体的属性，通过用户画像（或者叫用户洞察），他们知道市民的性别、年龄、消费、事业、需求、社交……，还有他们的空间轨迹，这些数据有尺度、有粒度、有维度。

所以城市规划需要阿里。

但是单相思成不了事，那么阿里为什么需要我们？最重要的是这次的握手。阿里巴巴是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企业，而城市规划师也是这个社会当中最有社会责任感的一群人，这是我们的行业特征所决定的，我们的行业特征还决定了另外一件事情：城市规划在政府职能中最综合、最有深度，也就是说规划是广度和深度兼具的行业，阿里如果想释放它的数据的外部性，城市规划行业当仁不让是它的最佳合作伙伴。

在大变迁、大数据的时代城市规划正在转型，规划行业是率先觉醒的行业之一。我的同事龙瀛博士在去年11月份组建了中国最大的定量城市研究的社区：“北京城市实验室”，网罗了中国最顶尖的城市定量研究者。我们的同行柴彦威老师，刘瑜老师、王德老师等很多人已经开始使用一系列的新数据，比如居民的出行日志、出租车的轨迹、手机信令数据等去研究市民的时空行为，去了解市民行为和城市空间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团队配合阿里在云上贵州的工作当中，做出了一系列的基于开放数据的show case，去帮助阿里向贵州省的领导阐述开放政府数据到底可以做什么。在未来的合作中我们干更多的事情，比如说北京城市实验室在做的“收缩的城市”的研究，跟淘宝村、淘宝镇的布局有很大的相关性。在新型城镇化研究里我们也可以做很多事情，中国的三农问题只有一个真正的核心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所谓的美丽乡村，新农村建设，只有解决了农民的问题才能留得住我们的乡愁，而淘宝村的实践可以让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

最后，我想讲的是阿里为什么要选择我的团队。我来自于北京规划院，我们有北京规划委的政府背景。其次，我们组建了北京城市实验室，有强大的研究者群体力量可以合作。第三，我们跟清华大学联合创办了“首都区域空间规划研究北京重点实验室”。更重要的，我们有一个品牌叫做CITTIF，这是什么东西？这是我们基于过去十多年的技术积累、开放数据和大数据，以及政府专有的数据，做出了面向市民、面向社会、面向规划师的一系列的应用，免费为社会提供服务。比如说我们在去年10月份北京市政府公开了地铁调价的几个方案之后，我们率先将北京的两个地铁调价方案作出了调价的查询工具和可视化工具。同时我们还基于IC卡刷卡记录简单评估了两个方案到底会对每个区域的市民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

此外我们发起了“徐霞客计划”。“徐霞客”是中国范围内的1公里网格尺度的微观数据平台，我们把规划院的官方数据，志愿者、城市研究者上传的开放数据，比如说照片的位置，微博的签到，道路交叉口等，汇总到一公里网格上，在互联网上进行发布，形成一个“众包”的基础数据平台，免费地给社会使用。我们呼吁阿里巴巴能够参与我们这个计划，现在已经有一些的企业加入到我们的计划之中。

最后我简要介绍一下我们跟阿里在做的事情：基于市民画像的研究。在座各位都是互联网经济的相关人士，所以我不再解释“画像”技术，画像的数据不仅可以用来做广告、做营销，还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市民。在阿里研究院的帮助下，我们获得了北京市20岁到30岁大学毕业生的抽样数据，我们想分析这样的群体他们的特征，他们的收入，他们所属的区位，他们的职业，他们的消费，我们想看他们的差异到底跟他们的户籍、学历、学校的关系。这是我们得到的初步的成果。我们发现高中低收入的不同人群在空间上是怎么分布的，我们知道了在什么地方住，在什么地方工作，在不同的交通小区里是北京人多还是外地人多。

我们可以分析他们的职业变化，分析他们的职住关系，我们还看到他们对于自我的健康的关注度和旅游的喜好。还有一系列其它的研究成果，比如城市各组团间的联系度等。这项工作还在开展当中，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说得很细。

在市民画像方面我们还做了其它的工作，比如说利用北京市的IC卡的刷卡记录，我们的研究者分析了北京的大学生都在城市里什么地方活动；我们还在研究北京的棚户区改造到底会对市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还利用IC卡刷卡记录识别出了11.2万北京的动荡群体……这些都是城市研究者们在关注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市民方面所作的一些工作进展。

市民画像有很多的价值，我们认为有数据才懂人性。市民画像可以帮助我们去评估公共政策，指导我们的新区开发，可以去优化资源配置。

作为一个市场的信仰者，我们对城市懂得太少却管得太多，如果我们不能说服政府少管一点，至少，我们可以努力对城市多懂一点，通过城市研究者、规划师和互联网巨头的合作，让我们在更多的数据维度，更大的时间跨度和更细的数据粒度基础上踏踏实实做点研究，做点应用，实实在在的提高市民、国民的福祉。

大数据不止是政府用来管理市民的工具，也可以是政府改善公民权利，服务大众，推进改革，让城市和乡村更美好的服务工具。